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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國安法實施後，中共中央在香港設立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，將可「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」。但駐港國安公署在什麼情況下會出手？香港時政評論員鄧飛接受《環球時報》專訪時舉例稱，若香港再發生類似去年反送中運動那樣的「暴亂」時，無論從憲法體制還是政治倫理，中共中央都要扮演「最後守門人」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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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香港國安法規定，駐港國安公署對三類情形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：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；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；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。其餘大部分案件由香港特區政府行使管轄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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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時政評論員、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前主席鄧飛表示，該法對中共中央直接執法的情形界定十分清晰，分別從空間、嚴重性和複雜程度三個面向來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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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「空間」即當重大國安問題已不限於香港一城，而是對整個國家造成危害時，不再由特區管轄；「複雜程度」指可能涉及各種勢力尤其境外勢力捲入；「嚴重性」則指特區政府的管制能力受到削弱甚至癱瘓的情況下，就必須要中共中央出手。

鄧飛說，他個人理解是，「如果再發生去年那樣的暴亂，就屬於這三種情況，無論是從憲法體制還是政治倫理上，中央都要扮演『最後守門人』高雄花店的角色。」

根據香港國安法第56條規定，涉及由駐港國安公署管轄的案件，由駐港國安公署負責立案偵查，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。

大陸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認為，根據法條，管轄權歸中共中央的案件，「從案件卷宗的第一張紙開始，從調查、執法到檢控、審判、服刑，都將由中央或內地機構來負責。」

環球時報指出，香港國安法對「分裂國家罪」、「顛覆國家政權罪」等四類犯罪行為的量刑從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」到最高的無期徒刑，做了相應的分級。

鄧飛指出，香港國安法的量刑方式跟香港本地法律不同，香港傳統的刑事量刑一般只規定「封頂刑罰」，法官高雄花店很少判最高刑罰，而是考量各種因素來「打折扣」。但涉及國家安全這種危害特別大的罪行，採取這種「封頂折扣」的量刑方式，可能削弱法律的阻嚇力。

鄧飛說，「香港國安法分出幾種檔次，就讓法官判案思維扭轉過來，法官會先決定機車借款罪行屬於哪一個層級，再考慮減刑空間，這樣就更適合國家安全犯罪的特性。」

鄧飛並稱，香港國安法有些地方甚至比香港本地法律更寬鬆。例如，第33條規定了可以從輕、減輕處罰的情形，像汽車玻璃是「自動投案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」，「要知道，這種『自首』行為在香港本地法律中並非減刑的理由」。

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江則指出，香港國安法並不存在所謂「引渡至內地審判」的情況，要麼由香港本地操作完成，要麼全部由大陸完成，「香港普通民眾可以放心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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